中德關係的問題，透過圖書和論文來找解法和答案更準確安心。 我們找到下列各種有用的問答集和懶人包

不只是盛宴：餐盤裡的歐洲文化史

為了解決中德關係的問題，作者周惠民 這樣論述：

來一場穿梭時空的歷史饗宴，嘗盡歐洲文化的百年滋味。 ★內附10份食譜，動手跟著做，煮一桌跨越時間的美味盛宴★ ★全彩印刷，用經典手稿、繪畫和照片，讓你大飽「眼」福★ 　　▲ 站著吃、坐著吃，還是躺著吃最對味！ 　　在現代媽媽們的眼中，古希臘、羅馬人肯定最沒有吃相的一群人。從當時的繪畫和陶器裝飾來看，可以發現古希臘和羅馬的上層階級喜歡慵懶的躺在床上或躺椅上，讓僕人服侍用餐，享受眼前的歌舞表演。對他們來說，這種最快活的進食方式，也是權力和富貴的象徵。 　　▲ 齋戒限制多，什麼好料都不能吃？沒關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中世紀人們的生活繞著基督教信仰轉。根據教會規定，信徒每年都要花上近

一百五十天齋戒──一天只能吃一餐，且不能食用恆溫動物。但是人們實在難控制愛吃的嘴，想方設法找出齋戒漏洞，素雞素鵝還只是小意思，最大膽的是把烤乳豬當作「鯉魚」販賣，或是把獵物趕到水邊，再以「水產」之名抓起來大快朵頤。 　　▲不要拿桌巾擤鼻涕，這個很難做到嗎？ 　　對生活在十五、十六世紀之交的人文學者伊拉斯莫斯來說，跟其他人一起用餐有時還真是個折磨，人們不是把吃過的骨頭又吐回餐盤中，就是隨興拿起桌巾擦擦掛在臉上的鼻涕。人文學者看了直搖頭，只好動筆寫出「用餐禮儀教戰手則」，想要以此樹立新的禮儀規範，提升文化和生活的品質，藉此反映當時不斷進步的社會和經濟環境。 　　▲ 刀叉是今日西餐必備，但是歐洲

人過去認為用手抓飯最好吃？ 　　雖然叉子在十世紀左右已從拜占庭帝國傳入歐洲，但是十八世紀以前，歐洲人僅將叉子視為廚具，而非進食工具，且多以手取食。人們不用叉子的原因很多，其中包含叉子神似惡魔的武器、用手進食才榮耀上帝賜予的食物、使用叉子有損男子氣概等等。也因此號稱「太陽王」的老饕路易十四終其一生只用雙手吃飯，對他來說這才是最man的用餐方式。 　　▲ 當國民嗜酒成性，什麼才是阻止人民酗酒的妙招？ 　　十八世紀之後，酒精飲品的價格下降，歐洲各國人民花大錢在飲酒作樂上，竟造成滿街醉漢、社會問題頻傳的「酒精瘟疫」。統治者們祭出各種方法要求人民節制飲酒，其中最特殊的懲罰是莫過於俄羅斯的「酩酊勳章」，

勳章以鐵打製，重達七公斤。醉漢被警察逮捕後，必須掛著勳章生活一個星期。或許被勳章重得喘不過氣，又被路人投以異樣眼光的醉漢，從此能改過自新。 　　▲ 炫富不用大張旗鼓，舶來品才是最低調而奢華味道！ 　　自古以來，異國商品一直是財富的象徵，唯有富人、統治者才能花錢不手軟，從世界各地購入昂貴的胡椒、肉桂、丁香等香料，讓菜餚嘗起來更特殊、高雅。而此類食材也常出現在靜物畫中，不是散落在餐盤上，就是藏在特殊餐點之中，處處暗示富貴人家驚人的購買力。   　　《不只是盛宴：餐盤裡的歐洲文化史》梳理歐洲千年來的飲食文化史，從日常的吃喝瑣事──找尋食材、烹飪技巧、進食模式，帶你認識更有趣、更立體的過去，讓你發現

原來人們的飲食，和政治變遷、經貿發展、宗教信仰、科技進步和階級差異等大歷史課題息息相關！ 學者好評 　　蒲慕州｜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教授 　　熊秉真｜國際哲學及人文學科理事會(CIPSH)秘書長 　　彭廣林｜東吳大學音樂系教授兼主任 　　──誠摯推薦 　　蒲慕州（香港中文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周惠民教授講授飲食文化史多年，如今集結教學精華，成此歐洲飲食文化史，在中文出版界極為難得。本書不但可讀性高，內容亦極豐富，由史前以至當代，熔歷史與飲食文化於一爐，佐以現代營養學知識，堪稱為知識界提供一場盛宴，值得收藏。」 　　自古以來「民以食為天」是不變的真理。人類需要進食才能生存，唯有活下去

才能夠建構文明，而文明的各種發展又反過來影響人們的飲食習慣，也因此「吃」成了一門窺探過往生活與文化的大學問！  

中德關係進入發燒排行的影片

國軍參謀本部之研究(1917年至1946年)

為了解決中德關係的問題，作者簡廷屹 這樣論述：

國軍最早的軍令系統，可追溯至1917年廣州護法軍政府時代，孫文以大元帥的名義，成立可統一作戰、傳達軍令的「參謀處」，以及作為傳達口令與命令的「參軍處」。直到1928年11月，才成立了不受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等五院控制的「參謀部」，因直隸於國民政府，故稱國民政府參謀部。此時，國民政府的軍政與軍令系統，也因為軍事委員會的撤銷，將軍政部歸行政院管理，形成軍政、軍令分立。 1923年1月，孫文與蘇聯，在政治與軍事上，開始了緊密的合作關係。蘇聯的目的有三：其一、幫助國民黨建立軍隊，並引進監察軍隊的政工制度；其二、協助國民黨，反英美帝國主義國家；其三、逐漸滲透並掌握國民黨的政治、軍事，建立

赤化的跳板。蘇聯掌控國軍的方法有三種：其一、當國軍官兵不了解蘇聯式的軍事制度時，蘇聯顧問會以專業軍人的角度，進行指導；其二、蘇聯顧問，會出席每一次的軍事委員會，與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對國軍的組織、補給、軍事撥款、一般參謀作業瞭若指掌；其三、引進「以黨領軍」的政工制度，自黃埔軍校第三期學員開始，灌輸共產思想。1927年，四一二清黨後，國民政府與蘇聯決裂，但卻保留了政工制度。在政工制度的影響下，國軍參謀體系功能被削弱，而軍中的黨代表，有權力指揮或革職軍事 官，形成雙重指揮、雙重參謀制度，使得日後協助國民政府的美國，頗有怨言。 北伐結束後，國民政府希望能建立一支現代化陸軍，故與德國軍事合作

。當時的德國，既是現代化陸軍的典範，也是成立參謀本部的效仿對象。1932年，一二八淞滬會戰後，國民政府了解，國軍仍無法應付現代戰爭，其根本原因是軍政、軍令的尚未制度化，以及國軍參謀備受輕視，導致參謀無法善盡職責。國民政府為了解決軍政、軍令分立的問題，重新成立軍事委員會，以作為行政院軍政部，與國民政府參謀本部的溝通橋樑，並將參謀部，改為參謀本部。1938年1月，國民政府有感於指揮系統的不便，決定採納德國顧問的建議，將參謀本部改組為軍令部，再置於軍事委員會之下。因此，原本直隸於國民政府的參謀本部，終於納入軍政系統的軍事委員會，形成軍政、軍令一元化。 繼德國之後，國民政府和法國曾短暫合作，法國

顧問犀利批評國民政府的參謀本部，但時間過短，無法有效幫助國軍解決參謀無法發揮職責的問題。國軍雖經德國協助改制，但仍保留輕視參謀的文化與習慣。一直到1942年，美國顧問利用藍伽整訓，引進了美式陣中參謀。其後，經過美式訓練、裝備、參謀，改造的國軍在緬甸戰區果然發揮較好的實力。戰後，美國認為國軍在藍伽整訓後，已熟悉美式參謀的基礎下，決定以美國陸軍部的組織為範本，為國民政府設計以「守勢」為主的國防部，及國防部參謀本部。而在美國的設計下，以及美國本身給參謀的權力，造成國軍參謀的地位，有上升。其實蔣中正參謀部成立以來，除了越級指揮部隊外，也習慣藉由參謀總長下達命令，故使得外界誤以為參謀總長的權力大於國防部

部長。事實上，在蔣中正的指 揮方式下，無論是國防部部長或參謀總長，都無法善盡職責，必須聽從蔣中正的意志。

檔案中的中國遠征軍

為了解決中德關係的問題，作者王文隆,鄺智文,應俊豪,周惠民 這樣論述：

　　現代歷史研究中，不同地區的學者因所見檔案不同，正是言人人殊，莫衷一是。國立政治大學人文中心蒐集各國史料，重新討論中國遠征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意義與貢獻，並就各國檔案中的相關論述，互相參照。經館藏單位授權後，爰將使用的原始文獻整理出版。本書利用檔案說明史事，以推廣歷史，讓讀者更了解史料，或有助於歷史學習。雖說是「所窺者大，所見者小，所刺者巨，所中者少」，但總是朝著一個正確的方向前進。

國民政府對德籍猶太難民之處置(1939-1949)

為了解決中德關係的問題，作者曾譯緒 這樣論述：

本論文旨在探討1939-49年間，國民政府對逃離納粹德國而赴華的德籍猶太難民之處置，隨著戰爭的進程、國府實際統治範圍的變動，導致轄下的猶太難民亦隨之增減，而不同時期的國府有著不盡相同之因應方式，此間反映出中國、猶太難民與國際情勢互動之情況。1930年代納粹德國種族政策造成的全球性猶太難民潮，不同於西方各國的移民配額限制，彼時深陷於中日衝突的中國，戰時的權力真空使其成為猶太難民的避難處，於是面臨著中德關係轉變之際，孤立抗戰、經濟危機、工業建設匱乏等內外交迫之窘境的國府，將猶太難民議題化為外交策略，期望藉此解決猶太難民問題，並達到對外建立中國的人道形象、對內發展西南地區之雙重目的。隨著中德斷交、

珍珠港事件的爆發，國府正式向軸心國宣戰後，在華德僑隨即成為敵僑，故國府如何管理轄下之德僑與猶太難民，是否施以國際上通行的拘留政策，或將一般僑民外的專業技術者、教士、猶太人等群體，使其成為集中收容的例外，則成為相關部會討論的課題。綜觀國府敵僑管理辦法的形成與施行，過程中亦受到多方壓力，顯示出國際情勢與國家政策之間互相影響的關係，然由於抗戰情勢的發展、國府實際統治區的不斷變動，增加了實行相關管理辦法的困難度；另一方面，同時間生活於日本占領區的上海猶太難民，則因德日關係的轉變，又有著不同的經歷。抗戰勝利後，國府面對與管理境內大量的猶太難民，只能仰賴國際組織協助離境。期間猶太難民面臨著經濟危機、國共衝

突等情勢，中國情勢的不穩成為猶太難民外移的推力；1948年成立的以色列，成為受限於各國移民配額的猶太難民之目的地，使猶太難民離華遣送更為順利的進行，於是隨著猶太難民的紛紛離去，結束了十年來政府與猶太難民之關係。始於納粹反猶、終於中華民國政府撤離大陸，政府與猶太難民之間是一段被動開展與結束的過程，然而透過相關檔案與回憶錄，重塑此期國府對猶太難民之態度與處置，以突出國府在猶太議題上所扮演的特殊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