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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鏡：中國寶塔I（上下冊）

為了解決中國年號順序的問題，作者（德）恩斯特·伯施曼 這樣論述：

本書是西方最早系統研究中國寶塔的著作，初版於1931年，收錄了520張插圖和照片、27萬餘字考察報告。全書共分三章，第一章梳理了寶塔的定義、歷史，簡要介紹了自然風光、藝術作品和日常生活中的寶塔範例。第二、三章按照寶塔的體積、材質、結構、用途等將寶塔細分為十二類：第二章呈述了“大型寶塔”的“主要形式”，包括級塔、天甯方塔、疊層塔、層塔、外廊層塔、琉璃塔、石塔、群塔；第三章討論的是寶塔的“演變形式”，包括鐵銅塔、墓塔、香塔、內塔。經歷了近百年的變遷，書中的很多寶塔已經不復存在，使得《中國寶塔Ⅰ》成為後人無法超越的里程碑。 恩斯特·伯施曼（Ernst Boerschmann，18

73—1949）   德國皇家柏林工業高等學院（柏林工業大學前身）教授，中國建築攝影鼻祖，全面考察和記錄中國古代建築的第一人。1906—1909年，在德意志帝國皇家基金會的支持下，伯施曼跨越14省，行程數萬里，對中國的皇家建築、寺廟、祠堂、民居等進行了全方位的考察，留下了8000張照片、2500張草圖、2000張拓片和1000頁測繪記錄。1932年，伯施曼受邀成為中國營造學社的通訊研究員。   1933—1935年，被特聘為中國傳統建築遺產顧問。出版有《中國建築與景觀》《中國建築》《普陀山》《中國祠堂》《中國建築陶藝》《中國寶塔I》《中國寶塔II》等作品。 第一章 中國寶塔

：它們在自然與藝術中的形象 2 第一節 自然風光中的寶塔印象 16 第二節 自然景觀中的寶塔案例 50 第三節 藝術作品和日常生活中的寶塔 第二章 大型寶塔的主要形式 58 第一節 級塔 118 第二節 天甯方塔 143 第三節 疊層塔 175 第四節 層塔 255 第五節 外廊層塔 299 第六節 琉璃塔 356 第七節 石塔 408 第八節 群塔 第三章 寶塔的其他形式 426 第一節 鐵銅塔 456 第二節 墓塔 526 第三節 香塔 539 第四節 內塔   前言 中國塔建築，歐洲人習慣稱之為寶塔，需專辟領地全面闡述。究其直接原因在於人們將其列入不同的建築類別

，並視為優秀的藝術品和宗教文物，以品別其中的興味。自1909年考察中國建築歸來，我便著手從事中國建築藝術與宗教文化的研究工作。在調查和研究過程中，自始至終，寶塔都格外吸引著我的注意力，接著便展開了專門細緻的研討。這也符合本研究領域的核心要義。在中國精神文化的領地，存在著清晰可辨的兩個部分：即中國古代思想因素和後傳入的佛教因素，二者相互關聯，同時並行。因此，在建築研究領域，對中國建築的營建，也必須從整體上依據這兩個方向來進行劃分。這一基本的劃分，我在此前的著作中已有勾陳：1911年出版的《普陀山》是關於佛教觀音道場的個案研究，1914年出版的《中國祠堂》則涉及了中國古代祭祀儀禮場所—宗廟和祠堂—

的探討。當前這本有關佛塔研究的著作則呈現出了宗教母題的轉換，這將有助於在建築研究領域進一步明晰地描繪出中國文化的雙重視域。 本書脫稿成文，卻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中國祠堂》出版至今，相隔之久，可一目了然。而這一過程卻對本書的內在精神和研究目標，都有著根本性的影響。早在1914年，就我自己手頭的材料，已經據其特徵編排就緒。可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了，我參加了戰爭，而戰後的頭一年，我領導了東普魯士戰爭墓地的拆遷安置工作。因此，戰爭期間以及戰後的那一年，本書的研究工作幾乎沒有什麼進展。然而，在林林總總的重大損失和創傷中，在持續的混亂中，我們的領導層覺醒，堅定地開始推動德國重建。伴隨著德國文化領域

的重建，我也重新開始推進因戰爭而中斷的研究工作。 我的1906—1909年中國考察，以及隨後持續進行的研究工作和成果的出版之所以能夠實現，得益於我們的外交部門。而1921—1923年，中國寶塔相關材料編排處理工作的推進，以及階段性的完成，同樣也有賴於他們的支持。與此同時，新近成立的遠東學會為我的研究計畫提供了一筆豐厚的資金，解決了搜羅和加工材料時需要支付的酬勞。那時我已經清楚地認識到，必須從根本上超越和拓展個人的研究材料和觀察的範圍。在此前的研究著作中，主體材料都來源於自己的收集、整理和加工。在當前的著作中，這些材料只是一部分，當然，依然是數量非常可觀的一部分。 第一次世界大戰使得世界格局

發生巨大變化。與戰前相比，東西方于內於外，都走得更近了。我自踏入東亞伊始，自始至終堅定地認為：東方民族，尤其是中國，與現代開化民族門第相當，並駕齊驅。這一看法曾經甚為流行，而現在中國問題重重，其合理性則取決於一個更為有效的解釋。儘管深陷逆境，但人們在學術研究上肯定不會一成不變。若人們能像全面關注東西方在經濟以及政治方面的緊密交流一樣，同時也關注那些帶有明顯的精神和物質文化特徵的領域，那將多麼美妙。若是能努力去探討從史前時期到當代，中西方文化之間的深層關聯，結合過去兩個世紀以來，尤其是考古和藝術科學領域，借助日本和中國學者的記載、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定會發現：亞歐所有民族在發展的過程中深深地相互影

響著。此一研究視野也影響著寶塔宏闊領域的考察，自然也超出狹窄的中國視野之外。 “正所謂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行之亦須量力有漸。”研究寶塔進一步的目標是要探求寶塔形式的起源、用途和演變過程，及其在整個東亞藝術大圖景中的位置。這一目標應該置入歐亞文化交流的背景中，成為內在的驅動力。然而，主要工作還必須限定在具體任務上，即就中國寶塔的整體進行全面而細緻的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海外已經出版了不少關於中國寶塔的資料。戰後，先是一些德國的學者或者藝術愛好者從遠東的監獄或遠東被遣返，接著大批人員被中國政府驅逐。他們拍攝的有關中國寶塔的照片和報導也可以為筆者所用。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十年，也是德

國在遠東勢力擴張的時期。這一時期，德國學者、商業人員及旅行者拍攝或從別的途徑在中國獲得了一些照片。現在，這些老照片也可以作為新的材料有計劃地補充進來。這些圖片資料相當重要，因為它們能夠表明中華帝國的所有省份與寶塔構成的系統序列存在對應關係。與此同時，也很有必要借助中國古代樓臺的相關歷史文獻，特別是記載其宗教意義的書籍，去理解業已形成的形式圖景。這類古典文獻十分重要，好在歐洲存量可觀，而且查閱也相對方便。還有相關的中文典籍，尤其是大百科全書式的《古今圖書集成》，以及州、府、縣和寺廟的相關志書。這些已在優秀的中國專家的幫助下進行校勘，進而完成翻譯。本書的第一章，列述了一些文獻。因而，最初框架就是以

中國為基礎來呈現寶塔這一建築藝術的細緻圖像。 時間很快到了1923年，有關寶塔的進一步研究工作，又中斷了好些年。這期間，筆者完成了其他大量中國建築研究的工作，尤其是從純粹形式的角度對中國建築的探討，並且出版了相關著作。同時還參與了中德文化和學術交流活動。通過這些活動，兩國關係變得更加緊密。當然，在這期間，我也不斷補充中國寶塔的研究資料。1928年，書稿本來已經可以付印，但情況又一次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需要再一次從根本上進行擴展和調整。 首先，喜仁龍出版了關於中國藝術的皇皇巨著，還有一些尚待出版的著作也涉及許多新的寶塔。1925年日本學者關野貞和常盤大定出版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著作《中國佛教史跡

》，對中國佛教遺跡進行了探討，1929年全部完成。該書收錄大量中國寶塔的圖片，以及中文和日文的文獻資料。現在需要把所有新的、有價值的材料都涵蓋到中國寶塔的研究著作中來，尤其是相關的日文著作，在一些精通日文的中國朋友的幫助下，將其翻譯出來。這樣一來，就需要對原有的材料進行重新整合，範圍比原有的擴大一倍多。需要將中華帝國十八行省的550多座寶塔和塔林，根據其形式、景觀和歷史特徵進行分類。由此，可以為中國寶塔建築的完整歷史找尋到基本原則。寶塔的歷史在某種意義上也是中國佛教的歷史。實際上，本書結尾處，還會嘗試著按照歷史順序呈現中國寶塔。 在研究目標和材料上的這些擴展，進一步促使我們的相關闡述更加集中

地限定在晚清十八行省的遺跡上。對於東北地區、蒙古地區、新疆地區和西藏地區只是稍作涉及，國外的塔更是一筆帶過。就連佛教的起源地印度也只是提到一些思想觀念上的聯繫，以及一些有深遠影響的例子。關於這些寶塔，我們有古時的記載，也有現存的例子，且數量龐大。 最後，對於本書的內容和目標而言，也一而再再而三地做出了一些調整。1930年已經定稿，第一部分在秋季開始排印，且在一年內完成。第二部分在隨後的1932年秋接續出版。 涉及的範圍如此之廣，550座單體寶塔或塔林的序列如此之繁複，這樣材料的分期分類，對於寶塔的描述就顯得格外關鍵。單一地按照空間或者時間進行排序，都無法充分地認識到古建築特有的本質特徵。在

中國所有的時期，風格上的相同或斷裂同時並存，從而使得系統的認知也相應變得複雜起來。因此，在中國藝術的大部分領域中，容易招致這樣的危險，即在對相關問題和關係進行探討時，沒有足夠的比較材料，或者確定的發展序列。要想建立這樣的發展序列，必須掌握大量我們熟悉的資料，並把形式的探討作為起點；同時根據形態和完滿性上的相同或相似，確定完整的寶塔類型。這樣的嘗試對研究目標的實現而言，可行且有效。有些寶塔的類型區分明顯，同時又通過中間類型相互關聯。 於是有這樣一個顯著的、幾乎可預見的事實：中國古代樓臺的某些形態與其所處的景觀空間的制約相關，也與特定時代相關。每個類型中，可能在空間和時間上存在一些共性。依據這些

共性，在本書章節中自然地進行分類。在每一章節中，分述各個類型的特徵，結合各自的塔例，對一些共屬的形式進行探討；而在同一個類型內部，則依據空間和時間進行排列。立足手頭所掌握的圖片和文字材料，對寶塔的探討，或概述，或詳盡，或寬泛，卻也都得其要義。在《中國寶塔Ⅱ》涉及北京一系列寶塔時，情形尤其如此。本書的最後會另辟章節專門討論天甯塔、喇嘛塔、多級塔，並對中國寶塔及其意義、形式和歷史進行綜合概括。 中國寶塔分佈之廣，數量龐大。若要建成一個系統的序列，前提條件就是在整個領土的巨大空間中，理清寶塔之間，以及不同寶塔類型之間的關係，描繪出一幅巨大且完整的圖景。《中國寶塔Ⅱ》的最後章節中，試圖在個別已有研究

成果的基礎上，繪製出中國寶塔建築史的鳥瞰圖，這樣看來，貌似可以通過單個部分的研究，在某種程度上來完成這項研究。然而顯然，這項工作本身範圍太大，只能作為進一步深入研究的起點而已。正是這些或簡或詳的個案描述，為我們指明了研究的方向。重要的中國寶塔，現在收羅進來的肯定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另外一些，迄今尚不為我們所瞭解，或者只是略微提到罷了。我們必須盡可能多地網羅整個國家不同地域、具有典型意義的寶塔，這樣才能給出最有力的解釋。 任何一座單獨的塔與寺廟的關係，都要在繪圖、攝影和景觀畫中有所反映和記錄，其地理方位的文獻，只有很少情況下會用到，也需要有完整的解釋。在接下來的工作中，我們將來要遵循的行動方向可

以參照艾鍔風和戴密微在泉州工作多年的研究成果。新近他們有一本詳盡研究福建泉州寶塔的專著。本書關於石塔的討論中，也涉及該塔許多重要的細部。只有對其他大量寶塔進行類似的全面細緻研究，洞悉各個方面，將來才能夠全面評價寶塔建築的成就，才能理所當然地把它們歸入中國宗教文化的大歷史中。 當前研究所用的方法，及後面學科討論的方法，完完全全立足於歐洲的學術傳統。儘管在將來，中國學者會擔負起責任，在這條康莊大道上發揮主導作用。他們的研究能夠依據最為詳盡精確的本土知識、實物，以及歷史文獻，也會採用新的方法，把中國和歐洲學者的研究進行整合。1911年清朝政府倒臺後，中國社會發生了巨大變革和進步。年輕的中國所擁有的

活力和自我意識給精神文化領域帶來了學術研究和語言自身構詞的急劇變化。這將在中國學者未來的學術研究中得到最好的說明。在建築研究領域，特別是古建遺跡考察和重要的古建文獻整理研究中已湧現出了一些有價值的成果。西方意義上的中國現代學術大發展的時代指日可待，中國人必將引領中國研究。 本書的完成得益於諸多同仁的協作：建築師卡爾· 克雷茨（Karl M. Kratz）依據我採集的繪圖和照片，完成了幾乎全部的測繪圖；容尼· 黑夫特爾（Jonny Hefter）負責翻譯中文文獻；劉奇妮（Liu Cienye）負責翻譯日文資料；我自己則完成了最後全部的撰寫工作。尤其是在詩歌的翻譯上，力求盡可能地保留原來的詞序和

韻律，尤其是音節數，同時又能擁有德語詩歌的音律和意蘊。很多情況下，可以實現兩者的統一，這也表明即便那些言簡意賅、難度甚大的漢語文本，也是可以被忠實地轉換過來，甚至超越它。但是，這種情況下必須放棄原有的押韻，犧牲詩句中蘊含的多重興味。詩歌文字多由T.C.曾（T. C. Tseng）講師抄錄，也有一些由工程類碩士畢業生申成（Cheng Shen）完成。前面提到的常盤大定和關野貞兩位先生也給了我很大的幫助，他們慨允我引用《中國佛教史跡》中的圖片資料。此外，還要感謝喜仁龍、艾鍔風、福蘭閣、海尼士、喬治·魏格納、W. 林普裡希特（W. Limpricht）、梅爾徹斯等諸位教授。現藏於芝加哥菲爾德自然史博

物館的徐家匯博物院的寶塔模型是本書的一個重要基礎。對以上所有的這些，還有那些只是在清單中提及名字的圖片作者們，致以誠摯的感謝，感謝他們的參與和協作。我自己手頭現有的材料，也並非全部都要採用，如果遇到其他更好的材料，也會放棄它們。另外，肯定也不會採用超出限定主題框架的翻譯材料。歐洲文獻本身也只是用到了一部分，目前可參用的文獻可謂汗牛充棟，有些重要的文獻也可能被忽略。 在中文著作中，有大量豐富的寶塔圖像，本書只採用了麟慶（Lin King）的遊記著作，幾乎沒有怎麼使用那些帶有寶塔的、著名的、為數眾多的、獨立的繪畫和繪圖。大量使用這類材料，或許超越了當前的使命，即研究古代建築的真實存在，而是要走出

純粹繪畫的藝術領域，因為這大約只是它的一個方面而已。 文中圖片的編排遵循雙面都使用方便的原則，將同類的塔，或者是同一座塔的不同圖片以及同一座塔的不同細部，排列在一起，以便直接進行比較。考慮到圖文並排的視覺觀感，圖片中塔樓與其細部的比例盡可能地彼此適應，而寶塔的平面圖、立面圖和剖面圖則毫無例外，幾乎都選用了1∶300的比例。 為了追求圖文的完整性，文本中完全省略了注釋。必須的說明直接放進了文本敘述中，或者有時候只是擇要標明，詳盡的解釋和標注可以參見《中國寶塔Ⅱ》末尾寶塔的地理一覽表，該表中列入的寶塔的資訊全面且準確。表中那些連續的、不同的小數位記號，與文本中提到和討論到的寶塔，以及圖片下面的

編號，都可以一一進行對應。文末還有另外一些圖表，或按照寶塔營建時間，或按照材質和規模，做了進一步的編排整合，同時還列出了相關文獻資料。文本中涉及到寺廟、寶塔、山川、河流和歷史人物，其名稱都保留了漢字。與之相反，為了避免文本過於冗繁，帝王和皇帝年號則都略去了漢字，因為任何一本相關手冊中，根據給出的年代都很容易查找出來並確認。州府、地區、城市和地名的中文名稱，基本上只是在《中國寶塔Ⅱ》末尾地名一覽表中出現。 漢字的德文意思主要參考了福蘭閣的解釋。為了保持圖文的整體性，進行了*程度的簡化。文中漢字的發音，送氣音和不送氣音會用符號進行區分，區分符號作為重音符號放在最近的母音上，除此之外，就不再使用其

他的區分符號了，更多時候則是通過不同的書寫方式進行區分，如“tze”“tse”和“te”，這對於內行來說，很容易區分。多次出現同屬一體的概念，如地區名、州府和城市名、山川河流名，以及一些別稱，則用一個詞語來統稱。當然也不可能做到完全如此，所以有些寺廟和湖泊的名稱會分別同時使用。或許將來若是進行文本上的修改時，可以試著將固定的概念用一個完整地多音節的語彙進行概括。第二格或者複數必須加“s” 的用來表示強調，在漢語詞後面幾乎完全不用。因為這種構詞法在德語語言中本身已是一個問題，若是用在漢語詞彙上，就讓人難以接受了。文中少量出現的梵語名字，同樣完全沒有用符號區分，很多時候只是為其選擇一個最簡單的書

寫方式，這種書寫方式可能很少會用到，但是也幾乎不會造成誤解。儘管如此，在這些語言問題，以及漢語翻譯的基本問題上，還是要請求專家們的包容，因為我並沒有想將之提升到純粹哲學研究的高度上去。 最後，為這項令人愉悅的使命，我要向外交部、德國科學應急學會，德國東亞藝術協會及同仁，表達我誠摯的感謝，感謝他們在本書出版，還有物質上提供的支持和幫助。  

中國年號順序進入發燒排行的影片

母儀天下：漢代皇后觀的形成與書寫

為了解決中國年號順序的問題，作者張瑜庭 這樣論述：

本文以漢代皇后為中心，探討封建制度瓦解後，統治階級如何在一君萬民的政治體制中重新構築君王配偶的定位，同時考察其與政治、社會和學術思想的發展與變遷之間的動態聯繫，以及對後世造成的影響。 活躍於政治舞臺的漢代后妃，向來受史學界關注。以往學者們多從母權與妻權的角度來分析漢代后妃參政的基礎，本文則另闢蹊徑，選擇觀察皇后或太后扮演的「天下母」角色，如何結合帝妻、帝母的身分，在政治場域上發揮作用。 考察先秦時代的考古材料與文獻史料，首先可以了解先秦君王配偶所具有的特定社會身分與地位。隨著階級秩序崩解，貴族女性「合二姓之好」的意義逐漸喪失，國君嫡妻的地位亦不再受到重視，女性轉而憑藉王寵與生子取得

顯貴的機會。到了西漢建國後，帝王婚配仍多延續戰國時期的型態，後宮女子多非出身貴姓，皇后仍以生子作為維繫個人地位的保障。而在陰陽思想與儒學成為漢代政治思想的主流後，皇后開始被放在陰陽構築的政治秩序中，成為與天子相配的「天下母」，並與身為「天下父」的皇帝分掌陰陽之教。皇后角色的定位也從注重與子嗣的生身關係，轉為強調其與皇帝陰陽和合的夫妻關係。這樣的變化，使皇后成為影響國家發展的要角，從而獲得統治階層的重視，其出身、德行是否符合尊貴地位也成了眾人檢視的焦點。 皇后角色定位逐漸在西漢末年的政治場域確立後，漢代的皇后與太后也開始懂得透過主辦禮儀、巡遊、參與國政等公開性的實際行動，強化其作為「天下

母」的立場，並為後人所效法。漢代皇后角色定位的轉變與重構，除了在歷史人物的實際作為與政治活動上有所體現，也能反映在歷史書寫上。從漢代到魏晉南朝的紀傳史書中，后妃篇章名目與編排位置的變化，可以看出皇后「配天作合」與其有別於後宮眾妾之獨尊地位逐漸受到重視。而「母儀天下」的觀念也透過經典與史書傳承至後代，並成為士人評議后妃時援用的重要資源。這也說明了西漢末年建構的皇后觀已成為超越時代的共識。 皇后是帝制中國政治結構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她們不僅是帝王之配、繼君之母，更是天下之母，承擔國家興衰的政治責任。這般對皇后角色的認知，事實上正是經歷東西兩漢時人的摸索、學習、塑造、實踐、書寫，才得以成為中國歷

代王朝奉守的傳統觀念。而本研究，便是呈現此一漢代皇后觀建構的動態歷程，從而突破前人僅以母或妻的身分思考后妃議題的侷限。

用年表讀通中國近代史

為了解決中國年號順序的問題，作者焦潤明焦婕 這樣論述：

一、本書結合“大事年表”與“歷史事件敘述”，兼顧工具性與趣味性，可查詢，可閱讀。   二、全書上起1840年的鴉片戰爭，下迄1949年10月1日開國大典，依時間順序分為十一章，每一章前有一總說。   三、版面左、右兩欄以編年方式呈現近代中國歷史發展歷程，用年表貫穿全書，標示西元、朝代、帝王年號及民國紀年，其後的“事件”欄以朝代興衰、政權更替、改革、政爭、中外交往、戰爭、戰役、媾和、文化成就、重要人物等的概述作為主要內容。   四、版面中間兩欄以紀事本末的形式，介紹近代中國的重要史實，對事件的發展脈絡、人物生平貢獻等作完整的敘述。標題醒目，敘事清晰，可與年表相呼應。   五、

世界近代歷史的重大事件在年表中與中國歷史相對照。   六、目次中依時間順序，詳列歷史事件的標題。   七、全書以時間為經，事件、人物為緯，表現近代中國歷史的波瀾壯闊，是一部方便查詢、適合學生與一般大眾閱讀的近代中國歷史的工具書。

17-18世紀初在華耶穌會士的漢字收編： 以馬若瑟《六書實義》為例

為了解決中國年號順序的問題，作者王澤偉 這樣論述：

在利瑪竇之後，早期天主教傳教士依舊奉行利氏「中國化」與「學術傳教」之路線。18世紀初，西方中國尚處中國熱之尾聲，種種漢學研究成果層出不窮。適逢中國禮儀之爭，中西矛盾日益尖銳，傳教工作面臨諸多困難。由是誕生了以白晉、馬若瑟、傅聖澤為代表的中國索隱派，旨在運用古代神學並結合兩個世紀以來的漢學研究果實，證明中國古代墳典暗含天主相關訊息。而主人翁馬若瑟所處的清初，正是清初小學興盛的時期。馬氏研究文字、六書，除了耶穌會的上述傳統，還與清初的學術風氣也密不可分。他在白晉與劉凝等人的幫助下，完成《六書實義》，希望用索隱主義找出六書中蘊含的基督宗教奧秘，努力彌合耶儒差異，以達到傳播福音之目的。本研究旨在以馬

若瑟《六書實義》為中心，兼述17-18世紀初歐洲學人對漢字的各種詮釋。透过詮釋學、全球史、後殖民主義、互文等方法，分析歐儒如何将汉字收編入西方文字體系之中，並挖掘《六書實義》運用之中國思想源流。論文一共分為七個角度，分別闡釋該時段內漢字收編成果與《六書實義》的不同研究面向：其一，梳理馬若瑟之前的漢字收編六大成果；其二，探索馬若瑟與現代性之間存在的種種糾葛，以圖突破現代性肇端於晚清的舊論；其三，從《六書實義》撰寫之背景「禮儀之爭」出發，發現馬若瑟撰寫《六書實義》應當受康熙皇帝政策影響；其四，馬氏為貫徹康熙「如中國人一樣」的政策，必須在形式上體現《六書實義》的中國性，如避諱等；其五，從內容上觀看，

《六書實義》之六書學說，承襲自宋、元、明、清四朝之鄭樵、吳元滿、趙古則、趙宦光、劉凝諸位學者；其六，馬若瑟特重指事，認為神學思想暗藏於指事的七個文字之中，象形反而為次；其七，馬氏為了統合其文字學理論，確立了從六書與記憶術開始，經儒學而達天學的治學體系。以上之論，皆為馬氏突破前人漢字研究之處。由以上研究可知，以馬若瑟為代表的索隱派，既承認了中國文化，又從中國典籍中證明基督宗教的合法性，是中西文化交流中西方傳教士努力本色化的重要代表。以《六書實義》為例，在「族性」與「風格」概念的框架下，可以明顯觀察到文本中存在的「中國性」。繼而從「中國性」出發，申論非漢族創作之方塊字文學作為跨文化的典範文本，及納

入華語系文學的可能性。